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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迎宾酒·黔酱臻品分享黔酒之美美在文化

黔酒的历史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刘彻的使臣唐蒙在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品尝到来自夜郎国（今贵州一带）的“枸酱酒”，并将其带回长安献给汉武帝，武帝饮后赞其“甘美之”，这成为黔酒出山的开端。

唐、宋时期，仁怀茅台镇一带的酿酒工艺进一步发展，开始酿造“大曲酒”，并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贡酒。茅台镇古称“马桑湾”，元代因河边有濮人祭祖的“茅草台”而得名茅台镇，酿酒活动逐渐兴盛。到了清朝，茅台镇的酿酒业更加发达，出现了“茅台春”、“茅台烧春”、“同沙茅台”等地产名酒。1704年，“偈盛烧房”将其产酒正式定名为“茅台酒”。至清末民初，当地形成了“成义烧坊”（华茅）、“荣和烧坊”（王茅）、“恒兴烧坊”（赖茅）三大私营酒坊鼎立的格局，奠定了近代贵州酱香白酒的工艺基础。

1915年，贵州茅台酒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一举蜚声中外，与苏格兰威士忌、科涅克白兰地同列为世界三大蒸馏名酒。此后，贵州茅台酒在国际、国内评酒会上屡获殊荣，成为中国白酒的代表。

1935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途经茅台镇，当地酒坊用贵州茅台酒慰劳红军，周恩来等高级将领畅饮茅台酒，为红军长征浩歌壮行。此后，贵州茅台酒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明确贵州茅台酒为开国大典第一宴专用白酒，一举确立了其“国酒”地位。此后在历次重要的国事活动中，贵州茅台酒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了中国外交礼仪的重要代表。

一部中国酒典，贵州白酒的故事居多。从汉武帝“饮枸酱酒而甘美之”到秦商聚茅台的胜景，从怒掷酒坛振国威的悲壮到融化历史坚冰的豪迈，从捕捉泥土和空气情思的低斟浅吟到醉了中国也醉了世界的盛世之颂，具象的贵州白酒和抽象的贵州酒文化，遂演变成为精彩绝伦的史诗，将酒文化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古至今，贵州酒文化始终不是仅拘泥于饮者的特殊载体——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只为了在贵州白酒的诗情中寻找灵感，去生发更加优美绚丽的诗篇；政治家们把酒临风，在豪迈痛饮中，彼此间不知不觉架起了诗意的虹桥；外交家们以黔酒为媒，杯杯香醇，让人体会到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好客的美德，更是这个伟大民族诗性的另一面……所有这一切，恰恰体现了贵州酒文化的生动内涵。

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谐”与“中庸”，追求内外的和合统一。贵州白酒在酿造过程中，注重酒香与酒质的谐调，追求酒的味道与口感的完美统一。从原料的选择，到酿造工艺的每一个环节，都讲究恰到好处，不偏不倚。这种对平衡与和谐的追求，正是 “中庸” 思想的生动体现。每一滴贵州白酒，都蕴含着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激情，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核，打动着人们的情感与味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酒具有团结人心、交流感情的重要作用。觥筹交错中，宾客们品饮贵州白酒，不仅是享受美酒的滋味，更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的尊崇礼仪。当贵州白酒被斟满酒杯，轻轻举起，那是对朋友的尊重，也是对友谊的珍视，更是对重要时刻的铭记。贵州白酒以醉人的芬芳让世界了解自己的同时，也让世界爱上了中国白酒、中国文化。贵州酒文化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上，构成了中国酒文化大树最挺拔的树干和最优美的景观，成为了国家记忆和情感的载体，代表着盛世中华的尊严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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